原标题：李理｜北京热浪中，克里访华能带走什么？
核心提要：
1. 从历次访华来看，克里算是对华务实主义者。比如在接近十年前朝核危机的时刻，他非但没有如预期般“训诫”中国，反而确认了中美利益的交集。他谈判风格类似赖斯，遵循直率、直接的思路。
2. 中美在气候变化上的博弈从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开始，但后来两国发现气候变化确实是两国的合作交集，并在2015年推动达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协定》。但鉴于克里在行前听证会上的表态，指望能够达成中美史诗般的气候谈判成果是不现实的，但唯一可能突破的就是推动与气候相关的投资。
3. 对于中国而言，引入市场化的气候和绿色投资也是现实和可行的。一方面可以拉美国入伙，另一方面也能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复制经验。继续向绿色气候基金注款，不但可以为发达国家和全球南方合作提供融资平台，也可以让中国自己成为基金的受益者，在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发展上获得资金。
4. 去年的气候变化大会尽显中美分道扬镳的悲观气氛。如果中美能在此次克里访华期间达成最低限度的气候变化共识，那么国际社会将倍受鼓舞。无论如何，在气候变化这种关乎全人类福祉的议题上，只有中美共同携手才有可能有出路。
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克里访华。 作者供图
这几日，同处北半球的美国和中国多地气温创下新高，在北京滚滚热浪中，美国气候特使克里于7月16日至19日访华，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重启双边会谈。 这是自佩洛西执意窜访台湾地区，中方立刻刹停中美气候谈判后的重要时刻。 要想了解克里最终能带走什么，就不能不回顾他历次访华展现的谈判风格。
早年在国际新闻一线工作的时候，我见证了克里历次访华。在我的印象中，克里在华盛顿算是一个对华的务实主义者。差不多十年前朝核危机的关键时刻，克里到北京，和外界美国给中国巨大压力的说法不同，他非但没有如预期般“训诫”中国，反而确认了中美利益的交集。就是在那个场合，克里说现在是时候务实推进中美关系了。
2016年，克里担任国务卿期间访华并出席气候相关活动。作者供图
常年关注中美关系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克里和赖斯风格差不多，后者有一次来华说了一句话，我抄录如下， 她用了Candor和Clearity这两个词。一句原文是“Clearity produce predictability, predictability produce stability.”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面对分歧，直接、直率产生预见性 ，而预见性又是产生稳定关系的根基。
值得关注的是，克里代表美国利益和中国进行谈判也是遵循这种思路。总的看来，指望克里这次北京四日就能达成中美史诗般的气候谈判成果是不现实的。去年11月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COP27会议上，美国支持建立一项融资机制，以解决脆弱国家因重大或经常性灾害而遭受的“损失和损害”，但这项协议并未具体说明谁将向此基金提供资金或如何发放资金。
2022年COP27会议现场。作者供图
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推动协议添加一脚注，以排除对负有历史排放责任的富裕国家或对受灾国家进行赔偿的观点。访华前克里在国务院的气候议程听证会作证时，被问及美国会不会向这个联合国基金提供资金，他说无论任何情况，美国都不会向遭到气候变化重创的发展中国家作出赔偿。
既然赔偿不是中美气候谈判的交集，那么唯一可能突破的就是投资。 早在克里之前，耶伦就给出了暗示，与气候相关的投资必须是与中美经济体系“可相互操作”的。
中国和美国在气候变化上的博弈，最早始于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但当时两国分歧太多，最终以联合声明方式，陈述各自应对气候问题的减排条款。后来两国发现，纵使在其他很多议题上存在分歧，气候变化确实是一个合作交集，两国陆续发表了三个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协定》。2016年在杭州，中美两个排放大国先后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
2016年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杭州共同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交存仪式。图自新华网
对于中国而言，引入市场化的气候和绿色投资也是现实和可行的。 一方面能够拉美国入伙，另一方面也能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复制经验。事实上，中国目前参与的许多国际多边金融开发机构中，就采用了这样的思路。以总部在上海的“金砖银行”为例，2022年到2026年总体战略表明，该机构40%的资金将用于支持促进气候变化项目，30%的资金将投向非主权业务，30%的资金将以本币提供，20%的项目将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进行联合融资等。这也是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寻求加入“金砖银行”的动力所在。
克里曾在许多场合指出，钱是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不出意外的话，中国本着共同但区分责任的原则，可能会继续向绿色气候基金注款。中国不仅是基金董事会成员，也是受益者。2019年11月，基金批准首个中国项目——山东绿色发展基金贷款项目，资金规模为1亿美元。次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山东绿色发展基金项目追加利用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贷款资金申请报告。
发改委官网截图
这个项目由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山东绿色发展基金，总规模100亿元人民币，其中借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1亿美元、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贷款1亿欧元、法国开发署贷款0.7亿欧元，现追加借用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贷款1亿美元。此次为中国首次借用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贷款，这项追加贷款将注入山东绿色发展基金，并以直接投资和设立子基金等投资方式，重点支持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与治理、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绿色制造等领域发展。
气候变化基金给发达国家和全球南方合作提供了融资平台 。 上个星期，南非国家开发银行表示已从绿色气候基金获得了2.35亿美元的融资，这笔资金将帮助南非国家开发银行建立一个规模六倍于其规模的水资源再利用基础设施基金。其中2亿美元将以贷款形式提供，而余下的3500万美元将作为赠款提供。南非国家开发银行和绿色气候基金指出，该资金注入将有助于启动南非的水资源再利用计划。水资源再利用计划的核心是混合融资解决方案，汇集了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参与者。随着该计划的发展成熟，将采用项目债券来筹集资金。
中美这次如果能达成最低限度的气候变化共识，最受鼓舞当属下一届气候变化大会东道主阿联酋。说实话，去年我在沙姆沙伊赫，感受到的其实是中美分道扬镳的悲观气氛 ，中国在中国角展示自己的生态文明，美国则展现绿色肌肉。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全球土著联盟一名美国土著还激昂地抗议，说自己成了美国的绿色难民。
COP27上发表抗议演讲的美国土著。作者供图
显然，无论克里葫芦里卖什么药，在气候变化这种关乎全人类福祉的议题上，只有中美共同携手才有可能有出路。
附录：中美气候外交简史
回顾历史，中美气候外交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哥本哈根协定》（2009年）之前，以互相试探、相对谨慎为主。
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科学界对碳排放与气候变暖的关系一直存有质疑，这也成为美国缩减应对气候问题的投入和在国际上“不合作”行动的挡箭牌。
自1997年美国国会通过《伯德—哈格尔决议》（“Byrd-Hagel Resolution”）以来，美国一直流行一种宣称气候变化问题是“中国问题”的观点，这一观点推断，美欧等西方国家必须采取某种政治或经济手段，通过向中国施加压力来促使后者采取行动。
虽然在国内环保主义者的大力倡导和国内政治的压力下，布什政府接受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制定全球气候变化国家行动方案，但最终效果不尽人意。克林顿政府虽然承认人类活动引发了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并签订《京都议定书》，但迫于国会压力未将其提交国会批准，导致美国气候政策的贯彻落实缺乏国内法律约束力，美国也难以兑现做出的国际承诺。
同期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期，一切问题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且彼时中国的人均碳排放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中国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排放权。
进入21世纪后，参与气候治理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不断凸显，且中美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为后续气候合作奠定了基础，但合作初期两国都表现的相对谨慎。
这一时期，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对待气候问题呈消极态度。中美在该时期的气候合作发展相对缓慢，双方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分歧较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碳排放量的增加，将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纳入减排的舆论也不断增多。
因此，这一时期中美参与的双边和多边气候合作受分歧的影响大，虽然参与气候治理的科技水平有所提升，但气候议题并未成为中美合作的核心议题，参与的政治意愿也未得到充分展现。双方处在相互试探的磨合阶段，在气候合作方面表现的较为谨慎。
第二阶段是《哥本哈根协定》到《巴黎协定》签署，从相对谨慎转变为互信增强、责任分担，合作促成《巴黎协定》。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后，在各国的积极推进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中美成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推动者。这主要是因为两国在气候危机应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争夺绿色竞争优势、国家形象与国际声誉等方面存在开展气候合作的动力。
2009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面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脆弱性和紧迫性，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在这一时期，气候与能源合作是中美合作的高地，为构建两国新型大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2013-2016年四年间中美先后举办多次首脑会议，发布四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显示出中美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正携手共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向前迈进。
2014年11月，中美两国政府曾共同宣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对推动2015年国际社会达成《巴黎协定》、促进气候变化领域的全球治理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目前正处于第三阶段，即合作性和与竞争性共存，避免互相指责推诿，继续责任分担，共享利益，同时也拓展了双方潜在的竞争领域。
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气候政策进入紧缩周期。2017年6月，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停止履行奥巴马政府于2025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26%至28%的承诺，并停止向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提供捐助。中美各领域各层级的交流基本中断，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合作陷入停滞。
拜登-哈里斯政府上台后，将应对气候变化置于美国内外政策的核心，致力于在国内外同时应对气候危机。2021年1月20日，拜登在上任首日就着手推翻特朗普的气候政策“遗产”，签署行政令让美国重返《巴黎协定》。
在地球日峰会前夕，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于2021年4月15-16日在上海举行会谈并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这一声明旨在为中美气候合作确立共识。《声明》指出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按其严峻性、紧迫性所要求加以应对。这既包括强化各自行动，也包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等多边进程中开展合作。
2021年11月10日，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COP26）期间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中美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坚持携手并与其他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实施的承诺，在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各国国情的基础上，采取强化的气候行动，有效应对气候危机。
双方同意建立“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该工作组将“定期举行会议，以应对气候危机，推进多边进程，重点是在本十年内加强具体行动”
2022年5月22日至26日，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论坛）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解振华和克里共同出席。这也是两人自发表《中美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以来，再度在国际舞台线下互动。解振华表示，他将与克里共同将目前已确定的中美合作优先领域从对话交流变成合作。解振华呼吁各国要加强团结、共克时艰、重信守诺，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基本原则，通过强化务实行动与合作来实现目标，共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与此呼应的是，克里也强调，当务之急是各国在气候问题上一起合作，这不是中美之间的双边问题，这是一个多边、全球的问题。他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都要携起手来，借助科技和创新的力量，努力打赢这场战斗。
